然而，古希腊之前的历史中是否存在习惯概念，以及如果存在习惯概念，那么它又与哪些概念具有语义相似性等问题，却因为资料的有限性而无法回答。
第一，对大湾区建设，执政党和中央政府仍然要发挥统一领导作用。此外，澳门特别行政区检察长亦由中央人民政府任命。
迄今为止，内地方面已经出台了若干落实大湾区规划纲要的政策措施，但粤港澳共同编制的专项规划和实施方案还不多。2010年6月起，深圳、厦门、珠海、汕头等经济特区先后扩大范围，经济特区和所在市的行政区划才终于实现重合。特别行政区得到中央人民政府授权依照基本法自行处理对外事务。协议附属规范性文件的制定如果仍采用两步走程序，一事一议，会大大延宕它们的出台。[15]也有的学者说：宪法在特别行政区的适用难以一一例举。
[43] 参见曹旭东：《论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主导制》，载《政治与法律》2014年第1期。现在也不能笼统地说港澳居民没有遵守宪法的义务。这样，事件虽然被平息，但互操作争议的程序与实体问题（行政救济与司法救济的关系，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企业是否有互操作义务）等，均被搁置或者回避。
在少有的司法案件中，人民法院也都刻意回避援引恶意不兼容规定，转而援引兜底条款。只要是为实现与其他计算机程序的互操作所必须，合法享有某一计算机程序使用权的人为辨认和分析元素的惟一目的，可以规避技术保护措施以及为此种规避开发技术方法。有论者指出，一律禁止所谓恶意不兼容，不区分善良行为人的正常市场竞争行为和特定经营者故意实施的不正当竞争行为，不利于互联网行业的发展。透过美国对欧盟反垄断执法的责难可以看到，在美国科技巨头拉大与其他国家的差距以后，国际规则博弈的主战场会从反向工程例外转移到反垄断执法，目的仍然是影响主要竞争对手法律制度的体系性与完整性，以维护美国大企业的利益。
法国曾经尝试以版权法强迫苹果互操作，设立某种意义上的事前机制，最后以失败告终。上世纪九十年代，各国均处于平台经济起步期，很多国家想借鉴美国与欧共体对于反向工程例外的立法经验，促进本国企业创新，分享平台经济红利。
有论者批评，恶意不兼容条款模糊了反法与反垄断法的界限，极易引起法律适用上的混乱。当然，大平台没有义务为互操作提供主动帮助，并有权采取技术升级或者调整技术措施等正当手段，防止其他程序未经许可的互操作。如前所述，美国与欧盟分别对微软阻碍互操作所采取的措施本质上并没有区别，均属于滥用操作系统市场支配地位的行为。然而，尽管《反不正当竞争法》在我国法律中首次规定兼容概念，但其所规定的恶意不兼容内涵与外延均缺乏界定，几乎可以适用于所有不同场景，存在将正常的市场竞争行为纳入到反不正当竞争法规制的可能，实践中因此普遍被弃而不用。
对于互联网平台企业，是否互操作，一直是企业的自主决策权，完全由企业自主决定。不过，版权法第107条规定作者专有权利合理使用例外，只要是合理使用就不构成侵权。（三）简单的小结总结域外互操作法律制度的构造与运行可以发现，一方面准确界定市场与政府边界，保护小平台互操作权，通过市场竞争和多种自下而上机制助推互操作格局的形成，另一方面自上而下明确大平台行为底线，不一刀切强制大平台互操作，是法律制度设计的基本出发点。这样，究竟什么是不兼容，哪些争议可以归入不兼容争议，不兼容需要具备哪些要件等重大问题，仍然缺乏任何权威回答。
常态情况下，尚可通过援引兜底条款、回避实体问题等司法技术发挥事后机制的作用。平台企业有权自主决定是否互操作以及与哪些主体互操作，只有少数特定情况下法律才会强制要求。
然而，平台的技术措施不能依靠法律保护成为垄断知识的工具，不能成为社会进步的障碍，这是版权法律制度必须坚持的基本原则。进入专题： 互操作 网络效应 竞争与创新 反向工程 双重标准 。
谷歌的安卓操作系统是一个开放的系统，并从这种开放中扩大市场影响，通过网络效应巩固自己的地位。互操作可以分为横向（水平）与纵向（垂直）两大类别，前者指竞争产品、服务或平台之间的互操作，后者指一个产品、服务或平台与互补的产品和服务之间的互操作。平台运营层面市场与竞争机制能够发挥作用，自然也就没有必要引入事前政府监管措施。因此，在国际竞争中，只要能影响主要竞争对手法律制度的重要环节，使其无法形成体系性合力，就能不战而屈人之兵。因此，希拉克总统签署的是由宪法委员会修改过的DADVSI版本。我国著作权法的缺陷已经成为体系性制度重构的瓶颈，因此，有必要尽快修改《著作权法》，在第50条中增列1项例外，明确规定互操作概念，确认为实现互操作目的避开技术措施的合法性。
推进我国互操作法律制度的体系性重构，是构建数据基础制度的必然要求，既有必要性，也有现实可行性。事前机制除行业管理部门强制要求平台解除屏蔽的直接管理方式以外，通过制定推荐性标准要求互操作的间接管理方式也日益成为选项。
其次，做实事后机制，明确大平台行为规范。因此，要求大平台履行互操作法律义务，一定是其他机制无法发挥作用的最后底线选择，以维护公平竞争秩序。
欧盟在微软案中采用的是必需设施分析框架，美国一般不用必需设施分析。毫无疑问，开放与互操作有利于竞争、创新和消费者选择权。
如果一刀切强制要求大平台互操作，无异于劫富济贫，惩罚成功，会挫伤全社会创新的积极性。并且，Aspen Skiing案既与平台经济无关，本身也极具争议性。法律如果不同步设计，只保护小平台权益、缺乏对大平台行为的同步调控，或者只规范大平台行为、缺乏对小平台权益的保护，都只是不同形式的一条腿走路，必然会产生权利冲突与制度错配。由IBM、苹果、微软和莲花等软件巨头组成的欧洲软件行动集团（Software Action Group for Europe，SAGE）极力主张禁止反向工程，认为不受限制的反向工程会阻碍大型企业对被认为特别有盗版风险的软件产品进行投资。
这样，方能解除小平台头上的刑事制裁达摩克利斯之剑，免除创新创业的后顾之忧。然而，不论是文义解释还是与其他几项例外情形结合的体系解释，反向工程研究都局限于非常狭窄的范围，指向的应该是科学研究或者纯研究。
根据第14条第2款，如果数字权利措施所有者拒绝遵守规定，管理部门可以强制披露源代码，并处以与不披露所造成的损害成比例的罚款。这就涉及到数据权属观念的根本性变革，避免将传统生产要素的产权观念套用到数据，并及时调整不适应数据资源利用与流动的法律制度。
本案被认为对软件开发者和开放互联网都是一个重要的胜利。小平台开发的程序，既可以是对大平台程序的补充，也可以是相互竞争的程序。
只不过引入竞争厂商会产生具有负面作用的竞争效应，等于培养自己的竞争对手。尽管欧盟将缺乏互操作列举为实现数字议程的七大障碍之一，但这些年来真正自上而下采取事前监管措施的只有欧盟议会2022年通过立法，要求所有移动设备均采用USB type-C接口标准，为欧盟的消费者节约成本。这种附属刑法的规定，虽然会有罪名的不确定性，但其威慑效果与寒蝉效应毫无疑问是成立的。有论者认为，互联网专条虽然列举了若干互联网新型不正当竞争行为的具体类型，但却未对视频广告屏蔽行为是否正当予以明确回应，若适用专条第3项中的恶意不兼容规定，在行为解释上略显牵强。
然而，由于数字技术不需要传统基础设施产业那样的沉淀成本，面对技术上已经锁定的大平台，新进入者也更有可能选择不互操作，以自己的颠覆式创新打破既得利益格局。基础设施层因为自然垄断，用户没有选择，不强制互联互通，无法实现全体用户的连接和普遍服务。
随后，又不断发生互操作事件，包括2021年2月抖音以腾讯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拒绝用户分享抖音视频至微信、QQ平台为由提起反垄断诉讼。在工信部等三部委的干预下，奇虎公司很快宣布召回扣扣保镖并公告宣称360软件和QQ软件实现完全兼容，随后两家企业向用户道歉。
如前所述，实践中互操作相关争议究竟是适用反垄断法还是反不正当竞争法，是根据恶意不兼容条款还是兜底条款，是由行业监管部门管辖还是由反垄断执法部门执法等，均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第四部分提出完善我国法律制度的政策建议，并希望通过本文讨论能够推动跨部门法研究和制度的体系性重构。
